在海牙的时候，经常有国内的朋友过来拜访。作为荷兰政治中心，海牙跟首都阿姆斯特丹不一样，虽然有联合国的国际法院，生活环境也很宜人，但这个城市不是一个传统概念上的旅游热点城市。
一般旅行团可能会略过这里，普通国人对城市的各大名胜也不甚了解。朋友们来了以后除了去看“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和“李鸿章大酒店”这样的打卡景点以外，我经常也会带他们去一下在海牙市中心的议会广场和骑士厅。
荷兰的议会理论上来说有上议院和下议院（官方名称叫“一院”和”二院”），但实际上整个国家民主制度运行的中心都在后者，各个党派在4年一次全国大选中也是围绕这里的席位在角逐。
议会二院是不折不扣的整个国家政治制度的中心，也是一个完全向公众开放的“景点”，几乎每次过去都能看到有人给正在参观的中小学生正在里面讲解。
记得春节假期的时候带一个从国内过来的律师朋友过去，我先在议会广场的门口买了荷兰国菜“鲱鱼”请她尝鲜，两人边吃边聊，几步路以后过了议会的安检，经过简单注册，就上扶梯到了二楼进入议会的听众席区。我跟她说下面的就是议会开会的地方plenary hall，经常首相就坐在那个位置。我依旧记得她略微吃惊的看我的眼神，很显然，她在来之前很难想到我们两个外国“布衣”可以就这么简单、轻松的进入了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
因为这几年跟各种荷兰人和机构打交道，笔者大概对这里的政治文化有些了解。一个很深的印象是荷兰的政治制度就跟荷兰房子上大大的窗户一样的透明，这个特点是整个社会的基本“面相”，外国人不过多久也会见怪不怪。
特别是在极为特殊和艰难的新冠时期，整个国家都被疫情折腾得“翻天覆地”以后，荷兰公开透明的政治特点和强调民众参与的政治传统并没有中止，而是以各种“创新”的方式顽强地延续着，让人更加对小国的“政通人和”刮目相看。
现在疫情转好，荷兰的大街小巷也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熙熙攘攘，普通人开始习惯了在疫情阴霾下的新常态里继续生活。不过，在疫情最凶猛的这三个月里，有三件发生在议会里面的事情可能会让我永远记忆犹新。
· 三月，荷兰医疗大臣被极右议员“问跪”了
在疫情最肆虐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普通人可能已经都说不清疫情是怎么在荷兰开始的。若真的要说大规模采取全民应对措施的序幕，在我印象中是在一个周日的下午拉开的，当时首相突然宣布从下周一开始将会关闭学校、博物馆和餐厅。
我还清楚记得，那个早上国家电台的新闻说内阁将在周日召开紧急会议，到了晚上首相已经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这一系列的措施。微信群里有人说是因为那个周末一个16岁的青年住进了重症监护，打破了之前“新冠病毒一般只对老年人有致命威胁”的假定。
连出台全方位措施都看起来十分仓促，这在当时确实有点让荷兰社会措手不及。虽然大部分人都推定疫情肯定会蔓延到荷兰，但毕竟在那之前一周多一点的时候，政府第一项抗疫措施还停留在建议所有人不要握手的阶段。自然当这些措施开始颁布以后，议会里面的议员和普通人都有非常多的问题，既不确定这些措施是否有用，也不确定这些措施又是否足够阻止疫情。突然，那些传说中“别有用心”的人看到了机会。
最近在世界范围内的政党政治“右转”以及极右翼势力的抬头浪潮中，荷兰也无法幸免。荷兰极右政党自由党PVV的党魁海尔特·维尔德斯 （Geert Wilders）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有着跟墨索里尼一样演讲能力的他不仅有“在荷兰的摩洛哥人大部分都是败类、人渣”这样极为不负责任甚至违反反歧视立法的煽动性言论，他甚至承诺如果他当选首相将带领欧盟创始六国之一的荷兰脱离欧盟。
代表受教育程度不高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选民的海尔特·维尔德斯，利用这一机会向执政党联盟组建的政府（虽然PVV获得了议会的席位，在大选后所有大党都表示不会考虑它组阁）发起了新一轮的责难。
海尔特·维尔德斯在之后那周的议会辩论中，用他一如既往十分尖酸刻薄但确实又很抓住痛点的风格，对每周要到议会接受议员质询的医疗大臣布鲁因斯（Bruno Bruins）进行了持续的发问。布鲁因斯是一个看起来50岁上下、很健康的男子，在站着持续接受各路议员们一个下午的发问后，突然在海尔特·维尔德斯发言的时候脚下一软，在发言台后面瘫了下去。尽管周围的人用最快的速度将他扶起来，他也镇静地喝了口水后离开了会场，但这一过程立即上了各大新闻的头条推送，镜头在电视上不停的重复：“医疗大臣布鲁因斯在议会晕倒”。
想想这位医疗大臣过去的几个星期应该一点都不轻松，除了所有人都能想到的找口罩、安排呼吸机、跟全国各路医院和医疗资源沟通、跟其他政府机关协调以外，荷兰的抗疫极大程度上是由RIVM的专家建议来安排，而RIVM则根本不是政府机构。
有时觉得这个医疗大臣倒真有点像个拿着钥匙的丫鬟，得听各宫娘娘们使唤——完成了这些高强度且又从来没有先例的工作，还要出来接受这些一点也不客气甚至不近人情的议员的质询，被这位很能“吼叫”但又提不出多少建设性意见的极右政客指责，也会有人问为什么在这样特殊的时刻要浪费他的时间？为什么不让他去做那些更重要的事情？
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是在这里很多人会从另一个角度说：在这样需要普通人支持政府政策的时候，又有什么事情比“让普通人看到政府政策是合理的”更为重要的呢？
· 四月，首相忍不住摔了手机
荷兰疫情开始没多久，就传出了邻国英国的首相感染的消息。虽然不知道英国首相工作是怎么样的，但是如果有一天听说荷兰的首相吕特也感染了病毒，很多人应该一点都不会意外。
你看看他在疫情期间的每天要见多少人：内阁各个部门、疾控中心RIVM、管理爆发小组OMT、工会、各大企业，同时他要去欧盟开会，几乎每周议会辩论都要被议员们“撕”到深夜，还参加每周五固定时间的记者会和不定期的疫情记者会，都会被狂轰滥炸一番… 那个强度真的是“脑袋揣在腰上走”的节奏。
除此以外他还必须要出现在各种前线给普通人信心（或者作秀赚人气），比如出现在超市里看超市新安装的透明防护挡板，在愚人节的那天出现在还没有关闭的学校里给大家一个惊喜（非常荷兰式的黑幽默），在火车站看新的符合1.5米社交距离要求的座位安排。因为首相在疫情期间表现得积极有效也很镇定，全国人民对政府抗疫的满意度在80%上下。
但是这当然不代表所有人都喜欢他，也不代表他的世仇们在议会中对他有任何的放松。
在荷兰，政府每周都会到议会就政府的政策接受议会的质询。实际上议会除了立法以外，很重要的功能也是让议员对首相带领的内阁的各项政策进行问询。与美国和法国这样老百姓直接选组建政府的总统的国家不一样，荷兰的首相都不是老百姓直接投票出来的，而是大选后各党谈判组阁后任职的，相对来说被选出来的议员们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就会高一些。议员们经常对政府政策锱铢必究，尤其是没有加入执政党联盟的那些党派的议员，即使对首相也一点不客气。
现任首相吕特已经在第三个任期，他所在的VVD政党的政治立场比较保守，在光谱中跟邻国德国默克尔带领的基民盟一样属于中右，通说认为比较代表商界的利益。荷兰政治中还有一个几乎是跟VVD有世仇的左翼政党社会党SP，该政党代表劳苦大众利益。
疫情到了中后期，解封已经近在咫尺，荷兰自然开始寻找在新常态下监督疫情的方案，而通过智能手机APP来实现追踪自然是最佳方案。 在一次议会辩论中， 社会党领导人玛莱恩尼森（Lilian Marijnissen）议员在发言时讽刺首相：“怎么觉得你着急的是寻找APP，而不是给医护寻找口罩？”
社会党议员发言的潜台词是：首相是在为自己选民代表的商界着想。吕特听到这种不靠谱的指责自然火冒三丈。议员发言的时候站在首相身后， 从她开始发言之时起首相就一直摇头，直到听到这句话以后实在忍不住愤怒，把手机摔在桌上，然后极端克制地等那位议员发言结束再做出回应。
首相虽然很生气，但是他也知道这是立场相左议员的分内之事，他既不可能要求这位议员道歉，也不可能把她从议会赶出去，第二天他又接着出现在各个工作场合。我猜他在疫情消停以后会给自己放个大假，至少去他最喜欢的那家印尼菜餐厅（是的，连我都已经知道他最喜欢的是哪家），那时餐厅都应该已经开门了。
虽然心疼吕特，但这个事情也让人知道，因为议会有这样的透明度，即使像在抗击疫情这样的特殊时期，谁要想稍微夹藏点私货都是多么的困难。
· 五月，议长静悄悄地纪念二战胜利日
在纪念二次世界大战75周年的过程中，荷兰慢慢地度过了疫情的最高峰。荷兰在二战中完全无法抵挡德军的炮火，几乎是耻辱性地只用几天时间就全国溃败了，一直到1945年在盟军的帮助下解放。从那一年开始，每年的5月4日荷兰都会纪念这一重获自由的日子。
本来今年是解放75周年，国家已经准备好了各种纪念活动，但是因为空前严峻的疫情，所有的纪念活动都变得非常简单。国家电视台采访了三位“普通”荷兰人，让他们讲一下这个解放纪念日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中间有一位就是议会的议长哈蒂娅·阿瑞布（Khadija Arib）女士。平日这位声音温柔、气质柔和的议长的工作更多是程序性的，在充满荷尔蒙的议会辩论中，她需要不偏不倚地负责主持秩序。通过那天的采访，我才知道到其实她是摩洛哥裔荷兰人，而不无讽刺的是，她的工作要求她捍卫海尔特·维尔德斯这种种族主义者发言的权利。
在那天早些时候，议会的中庭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在一个极为简单的纪念雕塑前，议长和首相几人分别敬献了花圈。在议长女士的讲话中，没有什么大话，也没有对谁的仇恨。她说，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到自由受到了束缚，但这也让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生活在恐惧之中、时刻感到不安的滋味是什么样的。她有点发扬本职地说，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应该珍惜并记住重获的自由和民主。
听她讲完我一下想起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口号“Empowered lives, Resilient nations”。作为一个不需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帮助，但能为其在各国的工作提供资金支助，同时还帮助促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援助国，确实有点自己的道理。
来源: NLO荷兰在线 作者 | 刘毅强 国际法促进中心创始人和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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